反抗军电影的多维视角：从个人英雄到集体革命

　　土地流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有效动能。近年来，随着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效益不断释放，进一步强化了对农地承包权的物权保护，促进了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截止2016年底，发生流转耕地面积占比为35%，全国超过1/3的耕地发生了流转。当前土地流转存在两个增加，一是承包权不发生变更的流转在增加，二是突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限制的流转在增加。转包、出租和股份合作三种流转形式的土地承包权都不发生变化，2015年河北等7省总体来看，三种形式合计占比86.22%，到2016年小幅增加到86.38%，即超过85%的流转耕地在流转时承包权不发生变化。在“三权分置”框架下，这三种形式都可以归类为“经营权”的流转。

　　而另外两种“承包权”流转的转让和互换形式的比例在2016年都有小幅下降。另外，出租、股份合作和转让三种流转形式的共同特点是转入方不必局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2015年三者合计占比45.07%，2016年小幅增加到46.62%。在2015年所有出租形式的流转土地中，流转给本乡镇外的面积占比为12.72%，到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16.19%。这表明，在那些由村外户籍经营主体经营的流转土地中，有16%的土地是被本乡镇外的经营主体经营，其他84%由本乡其他村的经营主体耕种。河北等7省总体来看，2015年所有流转土地中有61.71%的土地签订了流转合同，到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65.78%。

　　那么，土地流转这么快，在流转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分析

　　我们认为，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即市场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农户家庭因素及国家政策因素。

　　市场经济因素

　　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经济因素可以分为流出方租金价格与流入方土地经营收益两方面。在价格与收益上，首先是受地域分布影响。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交通便利、雨水充足，往往租金较高，普遍在每亩每年800元以上；西部经济发展欠发达，且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土壤地力等级低，租金也相对较低。其次是不同经营用途也会影响土地经济预期，同块土地种粮与种植果蔬或经济作物能得到的收益不同，租金的预期差异也较大。第三是受赋权程度强弱的影响，通过确权可以强化土地的物权保护，有效提升土地的派生价值，减少交易不确定成本，因此也是影响农地流转价格与收益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存在差序格局。农村属于熟人社会，农户在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给谁的问题上，往往受到亲属与邻里关系影响。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户更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亲友邻居，这并非是纯粹市场化交易，流转给熟识的人属于关系型交易，既能拉近彼此间的联系，又因为熟识的默契和声誉机制，使转出农户对土地的用途有稳定预期。

　　其次，村两委的组成及干部素质对农地流转也有较大影响。村干部在农地流转工作中对政策的宣讲、引导的到位程度影响着农户对农地流转的政策理解和信任感。此外，主要村干部如果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乡贤，对于农户的行为也有较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农户家庭因素

　　农户家庭因素是指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家庭农业生产能力。土地对于农户而言并非一般性质的可交易物，即使个人的承包地已确权且可以进行流转，农户对土地的传统情感和土地带来的内部成员身份感也影响着流转意愿，农户依赖程度高、身份感强，则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愿流转。另外，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家庭农业生产能力，主要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或户主为女性、老年人，以及自评健康一般或较差的家庭，确权后更愿意流转土地，反之则不愿意流转。

　　国家政策因素

　　国家政策因素主要是指政策的鼓励性和制度的稳定性。鼓励性政策指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土地流出与流入的农民，制定相应的优待政策，补贴力度越大、后期社会保障越充分，农户流转的意愿就越强。制度的稳定性则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在农地流转工作上是否能够提供科学且规范的流程设计，在农地流转合同规范、流转市场平台、信息公开方面，能够为农户提供便捷的服务，减少沟通成本和后顾之忧。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是单维度的，而是通过影响农地流转的四方面因素来发挥作用，进而传导到农户的流转行为上。由此看出，农地确权对流转的影响机制呈现多路径和滞后性特征。

　　具体说来，农地确权主要通过以下四条路径对农地流转产生传导影响。

　　其一，确权会提高流出农户对土地流转的价格预期，从而影响土地流转的最终成交面积。

　　其二，确权会增强承包地的产权强度，强化土地的物权保护，因此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土地流转行为。

　　其三，确权会进一步保护农户的承包权利，承包农户因对土地依赖程度和家庭农业生产能力因素的差异对土地流转持不同心态，从这一点看，确权会引发对流转的双面作用，既有促进，亦有抑制。

　　其四，确权会推动相关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如促进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交易平台、完善和规范流转交易流程等，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土地流转双方预期，进而助推土地流转。

　　以上分析可见，农地确权工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是多途径、多方位的，不同路径作用发生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滞后性。因此，关于农地确权对流转的影响关系研究，应避免以单一视角开展研究，而要进行多维度、全因素、持续性的系统分析，拉长时间跨度、拓宽研究视角，尤其应重视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对农地流转的重要影响。

　　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农地确权政策的激励作用，引导农民理性地进行土地流转，并进一步在健全服务体系、完善交易机制等方面提供智力和经验支持，充分发挥土地流转对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以此推动确权工作成果在城镇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利用保护、土地经营权抵押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充分应用，以释放更大的社会红利。